从全球范围看，所有被滥用的毒品中，大麻滥用的人群面最广。在20世纪30 年代，大麻曾被列为全球毒品消费的头号大国——美国“年轻人的杀手”，1937年，大麻在美国被列为违禁药物。但是，到70年代末，美国很多地方已经将大麻“非犯罪化”。在19 78年和1979年的高峰期，美国高中高年级学生中曾经吸食大麻的人数居然超过60%。1980年里根政府上台，又开始采取对所有不合法毒品的“严厉的”态度，大麻也不例外。事实上，随着美国社会的变化，一直是社会主要关注对象的毒品也经历r一连串的更迭：70年代是大麻、LSD被大规模“尝试”的年代，然后LSD让位于“天使之粉”，接下来是海洛因、可卡因和快客。90年代，I_SD和大麻的使用又开始回升。
改革开放以后，发达国家的思想文化迅速而广泛地影响了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和价值理念，特别在时尚领域，国外的新事物在国内的流行速度，常常超出人们的想象。从饮食文化到影视文化，从吃穿住行到生活娱乐，外来文化在中国占领的市场份额越来越大；而被认为可以“无限扩大想象空间”和“彻底释放压力”的毒品消遣，也被一部分年轻人当做时尚文化而全盘接受。开始是以海洛因为主的传统毒品，继而是冰毒、摇头丸和氯胺酮等新型毒品。
20世纪90年代，中国的海洛因缉获量一直排列在世界前四位，并且占东亚和东南亚地区很大的份额（约占3／4到4/5），而国家公布的毒品滥用者的登记数字，也从1990年的7万人增至2002年的100万人，11年中增加了近13倍。2000年，中国缉获苯丙胺类兴奋剂(不包括“摇头丸”)20 900千克，在全球排名第一；该年兴奋剂全球缉获量半数以上(55.4%)是在中国境内缉获的。这意味着正在肆虐全球的以冰毒为代表的兴奋剂已经构成对中国的严重威胁。
从药理学层面看，海洛因对人体所产生的作用与鸦片相似，主要是镇痛和麻醉，使用后能让人产生一种似睡非睡、似真似幻的如梦般状态。精神药理学家的研究证实，在所有对精神起显著作用的毒品中，海洛因的“潜在依赖性”最高，它的这一特性决定r成瘾容易、戒断极难；而新型毒品主要作用于中枢神经，甲基苯丙胺可以让人产生欣快感、自信心增强、疲劳感消除等正性效应:MDMA等可以改变吸毒者的知觉和心境，减轻自身的焦虑心情、出现梦幻般的感觉等正性效应，不易产生身体依赖性，但更容易产生精神依赖性。
随着全球毒品种类流行趋势的变化，进入21世纪以来，海洛因在中国年轻群体中的时尚指数直线下降，甚至被视为是一种“老土”（落伍）的行为；与此同时， “溜冰”、“打K”和“摇头”的地位迅速飙升，一跃成为时尚圈中的流行元素。由于新型毒品的使用没有明显的身体依赖性，因此通常被视为软毒品，而且这类毒品的使用可以通过群体性的场景刺激，将人的精神幻觉在现实世界中不断放大，故具有极大的心理诱致性和欺骗性，传播速度极快。目前在中国，这类毒品的传播借助时尚领域的流行文化，正在从两个方向扩展：
其一是竞争方向。在竞争异常激烈的社会中，一些人为获得超强竞争能力而使用新型毒品，实际上也是间接为了追求刺激和享乐，因为成功就意味着可以获得更多的快乐和刺激。如国内外媒体不断有所曝光的演艺体育明星使用兴奋剂和新型毒品的报道，不经意间便成为毒品文化借力的跳板。尽管媒体是以负面新闻加以批评报道的，但由于明星崇拜的盲目性，本来应该被毒品污名的明星，反而成了修饰毒品的广告。盲目追随和体验明星生活方式的狂热，成为毒品亚文化渲染和鼓动年轻人尝试的重要手段。“现在演艺界很多人都用这个，否则他们连演几个场子，怎么吃得消？”“现在用这个东西的明星不少，他们又不是傻子，真的有害难道他们还会用？”个案访问中类似这样的话语，在拉拢新人进入新型毒品圈的过程中，几乎都要作为最具怂恿性的劝说词。而原本在圈外犹豫的人们，在这样的语言蛊惑下也就产生了尝试·下的冲动。
其—．是娱乐方向。在生存劳动压力减轻，休闲娱乐时间增长的现代社会，追求精神上的快乐和刺激已经日益成为整个社会的风潮。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流行的卡拉OK，迪斯科舞厅，到现代明星演唱会演员和观众狂热的互动场景，娱乐的时尚性日益向情感宣泄升级更新，演员表演的情感与肢体语言的奔放，通过超现代的激光、音响设计，常常以激发观众的情感和肢体共鸣为目标。但是这种实地疯狂的场景并不是随处都有的，其不菲的价格也不是大多数人可以经常承受的。然而，陷入精神的空虚无聊、到处寻找刺激解脱的现代人，却需要更多的宣泄机会和场所。于是，以赢利为目的的夜总会和歌舞厅通过销售含有毒品的饮料，在缺乏明星带动的时候也能创造这种时尚的娱乐氛围，甚至催发更彻底的情感疯狂和心理宣泄效果。
尽管新型毒品使用者大多声称使用这类毒品没有生理依赖性，更不像海洛因那样无法戒断，但是，不少人又都承认内心对毒品具有无法抹去的渴望，表现出明显的精神依赖。由于精神享受和心理刺激的无限性并不会局限于单个人的身心和头脑中，因此，它必然会扩展到社会的文化领域和群体的娱乐活动中，并形成毒品消费的文化环境。这一点和解释越轨行为的社会学习理论基本吻合：吸毒并不是一个人天生追求享乐的倾向所致，而是在与吸毒者进行接触的过程中习得的一种行为。这种学习的过程会在多种机制下产生，包括不同的交友，模仿和偶像崇拜，说服或强制，以及对行为的定义与巩固。一个人是否最终会吸毒取决于和社会交往的频率，持续时间，强度和优先级。社会学习理论的关键在于我们选择交往的对象和他们的吸毒行为。因此，吸毒的一大危险诱因就是在一个人的家庭、朋友和同龄人的交往圈中出现了吸毒者。其中不良同伴对青少年药物使用的影响是药物滥用研究中最易重复获得的发现。
事实上，在社会关系网中，任何一名吸毒者都可以成为施加影响的源头，教会周围人亲近毒品，吸毒者越多，而这个人与他们的关系越密切，来往越频繁，就越有可能习得相同的行为。同样，一个人越是重视与那些吸毒者的关系，受到亲近毒品的影响就越深，自然也就更有可能屈服于这种影响并沉溺于毒品。近年来一系列的研究都记录下了同伴影响在追求感官欲望与毒品滥用之间的相互作用。
一个人追求感官欲望的程度越深，就越是可能主动寻找吸毒的同龄人并与之交上朋友。这类主动与吸毒者交友的人不仅能通过社会学习这一过程直接染上毒瘾，更可能间接地因为同伴压力和对毒品所带来的感官刺激具有偏爱而染上毒瘾。
从更广的层面上来讲，个人对感官刺激的寻求还可能会在媒体的渲染和“追求享乐”的文化氛围下愈演愈烈，而这一结果将反过来促使新型毒品更为广泛地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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