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2日，奥斯卡影帝菲利普·塞默·霍夫曼在纽约的公寓中突然离世，英年47岁。尽管最终的验尸报告还未公布，但从现场的情况看，很可能是死于吸毒过量。
实际上，吸毒过量致死，对于美国人而言并不是什么稀罕事，不过是毒品泛滥的一个最直接后果而已。2009年，女演员布兰妮·墨菲即因此丧生，正值25岁的青春韶华；2012年，女歌手惠特尼·休斯顿的意外溺亡，也被认定是在可卡因、心脏病的共同作用下而发生的悲剧。
可以说，毒品的魅影，一直笼罩在美国的土地上，须臾未曾远离。
扫毒拉锯战
毒品在美国真正开始泛滥，恐怕是在二战结束之后。大量迷茫的年轻人开始追求与祖辈、父辈完全不同的生活方式，刻意的给自己贴上“另类”的标签，从嬉皮士到摇滚乐，从反战游行到个性解放——毒品，也趁机悄悄渗入了主流社会的视野。再加上很多黑帮组织发现这一行有利可图而掺和进来，情况就变得更加复杂了。
与亚洲的情况有所不同，美国的青年吸毒者中，对于大麻和可卡因似乎更加青睐。这两种毒品的成瘾性比海洛因稍弱，产生的刺激性却更强烈。
随后，又有LSD（麦角乙二胺）、安非他命等药物被发现具有致幻、兴奋神经的作用，这些物质很快也被边缘人群滥用，成了所谓的“软性毒品”。在许多酒吧、舞会中，此类物质常常被视为娱乐活动的一部分，吸食者对其危害性认识不足，负罪感较低，特别是在许多人一起使用的情况下。因此，它们对于青年而言门槛更低，更容易被接受。
作为美国官方，对于毒品一直采取严厉打击的态度，努力想要消除其危害。
美国是一个联邦制的国家，各州有自己的警察和法律。然而，无论在哪个州，持有管制名单上的毒品都是犯罪行为；同时，还有一个专门的全国性机构：联邦禁毒署（DEA）负责协调各州执法机关的行动，在全国层面来打击毒品交易；FBI也对于那些跨州贩运毒品的犯罪时刻保持警惕。
同时，在毒品流入的重要途径，比如美国-墨西哥边境上，美国也在不断加强巡逻与查缉力度，甚至不惜资助邻国扫毒、派出特种部队协助缉拿毒枭等等，应该说是付出了相当的大的精力与时间的。
然而，从效果来看，恐怕依然是一个拉锯战而已。
一个重要原因，是美国社会似乎还没有建立对于毒品的统一认识，再加上强调对个人言论自由权的保护，让公众对“毒品是否有害”的态度非常混乱，没有形成一个主流的意见。尤其是许多文艺、体育界的明星，不时会爆出吸毒丑闻，无形中给了青年人一个暗示：哦，原来偶尔嗑药也没那么糟糕嘛，你看×××不是也抽了吗？
比如，就在前几天，据说歌手贾斯汀·比伯包了一架小飞机，飞去纽约看超级碗比赛，然后在飞机上和几个朋友一起吸食大麻，烟雾腾腾搞得飞行员都不得不戴上氧气面罩。当然，此事联邦航空署还在调查之中；不过在此之前，比伯已经因为喝酒嗑药且超速酒驾而被逮捕，美国白宫网站上甚至出现超过10万人的签名，要求比伯滚回加拿大去。但是幽默的加拿大人指出正是到了美国比伯才被“制造”成为狂放不羁的吸毒明星，对于这种的次品，加拿大人拒绝接收。不管两国网民怎么打嘴仗，考虑到比伯在青少年中巨大的影响力，他这种大张旗鼓吸毒的行径留下的影响恐怕是相当恶劣的。
新型毒品的挑战
实际上，美国国内对于“什么是毒品”的问题，也存在着很大的意见分歧。
在世界绝大多数地方，都把大麻定为管制物品，未经特别许可严禁种植、买卖、持有。
美国也不例外。然而，很多美国人则认为这侵犯了他们个人的选择权，是对其自由的残酷干预，先后有好几起官司打到了最高法院，要求解禁。比如，1975年，阿拉斯加州高等法院就判决，该州居民在其家中少量持有并吸食大麻受隐私权的保护，警方不得干预。
最近，他们的梦想终于部分变成了现实：2012年11月，科罗拉多州和华盛顿州开全国之先河，宣布在这两个州内“以个人使用为目的”而购买和持有大麻是合法行为。当然，持有人必须年满21岁，持有的量也不能超过1盎司——这倒是和酒类管制的法律差不多了。
而在马里兰州的波特兰市，为此举行的全民公投中，有近七成的居民同意大麻合法化；在其他数个城市的类似投票中，大麻合法化的支持率也都超过了六成。一些国会议员还在努力推动全国性的大麻合法化进程，声音也日渐大了起来。换句话说，美国人对于“该不该抽大麻”这个问题，意见并不一致。
根据美国禁毒署的数据，截至2012年，在美国的高中生中，有3%左右尝试过可卡因，10%以上使用过人工合成的大麻酚，更有高达36%的人吸食过大麻！大麻的危害性毋庸置疑：虽然不会直接导致死亡，但因吸食大麻后精神出现异常而犯罪的案件层出不穷，包括抢夺、抢劫、将幼儿丢在车里不管、超速飙车等等，最突出的莫过于那个“迈阿密食脸男”鲁迪·尤金，正是在大麻的影响下，才搞出啃掉陌生人半张脸的疯狂举动来的。
即便如此，依然有那么多的美国人认为吸食大麻是个人的正当权益，你说这禁毒怎么能搞得彻底？
而当下美国禁毒事业面临的新问题，则是以“浴盐”为代表的一系列新型毒品。
这类物质实际上是打了一个时间差：它们都脱胎于已经被定性为毒品的某些物质（如冰毒），但其结构又稍微做了一些无关紧要的改动，按照美国法律，就不能被自动视为毒品加以查禁。当然，美国禁止任何未经FDA批准的药物上市销售，所以它们就换个包装，以“花肥”、“浴盐”的名目出现，堂而皇之地公开销售。
当然，禁毒署很快反应过来，申请了临时的禁制令。但是，想要将这些新出现的物质列入管制药品名单，却没有那么简单，必须把立法程序再走一遍，听取各个利益团体的意见，证明它们的确非常危险——而美国国会的效率，素来是不值得称道的。
更糟糕的是，毒品制造者们的动作似乎更快一些。在国会还没来得及将一些危险的化合物列入“毒品”的名单时，又有新的化合物出现在市场上，精神作用更强、危害更大，却让警方无可奈何。
总之，重视文化上的多样性，给美国带来了繁荣，却也让一些基本的社会共识无法达成，比如在禁绝毒品问题上；而其司法程序上的种种限定，也让执法部门对于打击毒品颇受掣肘。这些问题，合众国的开国先贤们恐怕未曾想到，答案还得今天的美国人自己去寻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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